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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合议庭各成员职责的羁绊与思考
作者:潘媚 发布时间:2015年09月10日 10:20 文章出处: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人民法院

论文提要:“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是司法规律的客观要求,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纲要》的重要规定和精神。本文以铁山港区人民法院数据为例,通过数据分析从两方面论述合议庭成员办案机制的改革方向,一方面作为合议庭这个审判组织核心的主审法官,应当通过选任有能力的法官、担任行政职务的院长、庭长进入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亲审亲判,减少法院外部行政机关以及法院内部上级领导对主审法官独立办案的干预;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强化主审法官的职责,落实主审法官遴选和考评机制,提高法官待遇和职业尊荣感和办案积极性;而另一方面,而人民陪审员作为合议庭的重要组成人员,应该通过设立合理的遴选机制,扩大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适用范围,大幅增加人民陪审员的人数,强化陪审员遴选的随机性及民主性,实现人民陪审员均衡参审,保障人民陪审员陪审权利,鼓励陪审员积极参与案件的审理、讨论、评议和判决,对优秀的人民陪审员予以表彰。另外,还要通过规范合议评议制度、完善司法过错责任的追究机制明确合议庭各成员之间的责任,真正做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进而实现司法公正。全文共8916字。

关键词:合议庭办案责任制 主审法官 人民陪审员 司法公正

主要创新观点:根据《决定》精神,中央将对新一轮司法改革进行全面部署,出台具体的指导性意见,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也将制定本部门的改革纲要。具体而言,推动司法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遴选及分类管理制度,是提升司法独立性的关键;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是保障司法权力有效运作的基础;推进司法公开,完善陪审制、人民监督员制度,旨在为司法增添民主的因素;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强化错案追究、冤案防范机制,是人权司法保障的基本要求。本文主要针对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当前存在的问题及改革的方向进行研究,把合议庭成员一分为二,一方面论述如何强化主审法官的职责,一方面论述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的权责落实,最后合议庭作为一个案件的真正“审判者”责任又该如何落实。通过查问题、找原因、找出路的行文思路,对如何强化合议庭各成员职责进行探讨。

以下正文:

一、引言

随着我国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开始,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成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指出:“明确司法机关内部各层级权限,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中提到要“紧紧抓住健全审判责任制这一关键点”,“完善主审法官办案机制和办案责任制”《关于深化司法公开、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试点方案》下发,要求确保独任法官、合议庭及其成员依法公正、独立行使审判职权。推进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成为本次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构建权责统一、权责明晰的办案机制和办案责任制,确保合议庭及其成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进而达到去司法行政化,提高司法公信、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

二、合议庭办案的现状

合议庭是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基本组织形式。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除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第一审刑事、民事案件外,其他案件均由合议庭审理。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所有行政案件都由合议庭审理。根据法律规定,除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需要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外,多数案件也由合议庭审理后作出裁判。以铁山港区人民法院为例,该院共有审判员18名(含助理审判员),人民陪审员陪审员14名,20155月增至21名。近三年来共审结件案件2182件,其中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共有432件,近三年共有724人次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庭审。在许多像铁山港区人民法院一样案多人少的基层法院,一个审判庭的法官都无法组成一个合议庭,大部分普通程序的案件都是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的。要强化合议庭职责一方面要强化主审法官的职责,另一方面则要提高人民陪审员的办案积极性。只有合议庭中各成员各司其责才能发挥合议庭制度的最大作用。

三、合议庭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现实羁绊

(一)现行审判组织的工作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独立行使审判权,而并未建立审判组织独立审判观念。法官独立审判有两重含义,即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前者是指法官在审理各种案件时,不受来自司法外部的诸如国会政府、政党以及其他社会势力的干涉;后者是指法官在审判时,不受上级法院和法官的压力和指示,简言之,不受来自法院系统内部的干涉。[1]

从外部独立来说,我国《法官法》、《法官等级暂行规定》等都规定了法官实行单独的等级晋升制度,但长期以来,我国法官一直沿用公务员职务序列模式,也分为科员级、(副)科级、(副)处级、(副)厅级、(副)部级,而法院的行政职级编制往往掌握在地方手中,法院的行政职数有限,导致法官成长进步的空间全被挤在庭长、院长一条通道上,进一步加剧了法院内部的行政化。[2]目前我国法官考评采取双轨制,我国各级人民法院作为按照国家机关公务员招录方式进行招录,且我国法院从人员编制、经费供给、职务任免、职级晋升、惩戒奖励、辞职辞退、申诉控告等与行政机关有关,现有的考评制度也带有浓厚的行政科层管理色彩。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法官要按照公务员的规定进行平时和定期考核,由行政机关负责考核评价缺乏应有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反映不出法官的职业特点,不能客观评价法官的工作业绩,且考评的结果直接影响法官的绩效与晋升,使法官对行政机关有一种敬畏,在审理案件中也更容易出现“关系案”、“人情案”,也从根本上难以形成独立审判的工作思维,久而久之就容易挫伤法官的工作积极性。

从内部独立来说,受传统的层级观念影响,人民法院办案与行政机关一样,沿用各项工作逐级汇报审批,案件承办人就是先审后汇报,层层把关,最后院长或分管院长签发裁判文书,这些与合议庭独立行使审判权不相一致,审判长不能也无权签发裁判文书,审判后法律文书的多级审批环节繁琐,使合议庭不能独立行使审判权,也不能提高办案效率。主审法官的裁判文书审核、签发权仅限于调撤文书,容易产生使合议庭思想懒惰,缺乏独立审判的观念。另外,法院内部对法官的考核还不够科学。近年来,我国许多法院纷纷推行审判质效考核,以量化考核的方式来测算法院和法官的办案数量、质量、效率、效果等内容。但由于有些指标设定本身不够科学,测算依据和反映结果无法反映法官办案质效的全貌。如在收结案数指标方面,一审法官跟二审法官,刑事法官与民事、商事法官之间本来就不能作简单比较,甚至是办理同一案由案件的法官,由于案件本身的差异,其所花费的时间、精力都不相同。再如调解撤诉率指标,不同案由案件的矛盾激化程度不同,婚姻家庭纠纷与民间借贷纠纷、分家析产纠纷与群体性劳动争议纠纷都不能简单作横向比较,案件情况的千变万化决定了不可能用单一指标来统一衡量。不科学的考评标准也容易挫伤法官独立办案的积极性。

从案件责任落实来说,案件出了问题责任不能落实。当事人上诉而发还重审、改判率居高不下、出现缠诉上访,问题就在于这些案件中存在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或者事实清楚而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实体处理不当,但不能按照错案追究办法予以追究,因为这些案件的裁判结果都是经庭长、分管院长把关签字后作出的,并不是或者并不全是合议庭的意见,错案追究不能落实到行动上,不处理、不通报、不影响法院年终考评得分,案件质量不能真正提高。

从合议庭的工作模式来说,合议庭组成人员在立案后及时指定的少,而是等到主审法官要开庭前才向庭长提出的多。由于目前法院大多案多人少,法官们手上工作自己早有安排,承办人不得已采取东拉西凑决定人员,被安排的成员开庭前不阅卷、对案情不熟悉,主审法官事先也很少通报案情,缺乏必要的庭前准备工作。不少合议庭在对案件开庭审理休庭后,对案件不进行评议,由主审法官先写案件审理报告,再召集合议庭组成人员评议,在评议中有主审法官念审理报告或者照着说,其他组成人员表态同意就算完事,而对在法庭中未认证的证据是否采信、案件事实如何认定、正确适用法律和实体怎么处理,不谈详细的评议意见及理由,即敷衍了事的签名。有的干脆由主审法官把评议笔录事先写好,直接找其他合议庭成员署名,然后找庭长将自己拟稿予以审核,逐级送审。还有的是裁判文书向当事人送达后,在归档入卷时发现无合议庭评议笔录,便采取补写后由其他成员签名装档案。甚至还有的是在案件上诉卷宗移送后,二审审理中发现卷内无合议庭评议笔录而发还重审。也有的是当事人对涉案处理结果不服而提出申诉上访,在审查人审查该案件时,才发现确实存在合议庭署名判决的案件,卷宗内尚无合议庭成员对案件处理的评议笔录。而有些案件在开庭审理辩论终结合议庭进行评议后,对案件事实已经查清,是非责任界限明确,合议庭评议意见一致的,也很少当庭宣判,绝大多数是等到向领导汇报。更不用说对多数人意见一致的评议处理,就没有当庭宣判的,导致当庭宣判率低,评议是走过场,当事人认为合议庭是“暗箱操作”。

法院的独立是审判独立的最浅层次,最高的境界是谁审判谁独立。[3]能否真正“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对主审法官职责的定位与规范,是完善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的重中之重,核心中的核心,更是能否实现改革目标关键中的关键。

(二)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面临的困境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调整期、矛盾凸显期,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日益增长,而法院每年新招录的法官又不能立刻投入到办案力量中,许多基层法院面临案多人少困境,为了追求结案率且受案件审理期限的影响,快审快结,许多案件都是承办人一手包办,人民陪审员真正的参与感低。由于案多人少等诸方面的原因,在审判实践中,实行承办法官的做法一直比较普遍。一个案件从庭前准备到开庭审理直至案件评议,裁判结果的拟订及裁判文书的起草,往往都由承办法官来包揽。承办法官制度与合议庭的基本属性不相符,承办法官承担着案件审理的主要工作,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这使得合议庭成员处于形式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不平等地位,并最终挫伤其他合议庭成员审理案件的积极性。陪审制合议庭往往就变成了独任庭,失去了陪审、制约的作用。

司法审判需要具备法律专业知识,至少应当对审判的基本理念、法律程序有初步的认识。我国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强调代表性和广泛性,要求广泛吸收社会不同行业、性别、年龄、民族的人员参加陪审工作,适当放宽学历条件,努力提高基层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退伍军人、社区居民等群体的比例。大多数的人民陪审员都是非法律专业,人民陪审员的法律素养参差不齐,即便具有法律专业背景也不可能熟悉每一门法律,更何况实践中案件情况极其复杂多样, 因此法官对案件涉及法律问题的引导十分必要。 人民陪审员法律知识和审判经验较法官而言通常处于劣势,且其选任、使用、管理、考核等均由法院具体负责,使得这种引导常常带有较强的权威性,人民陪审员有时甚至沦为法官的“傀儡”。陪审制度对于案多人少的法院来说,其主要功能是弥补办案力量的不足,因此那些“听话”的人民陪审员更受法院欢迎,敢于坚持己见“不听话”的人民陪审员通常很少被选用,甚至在换届改选时失去陪审员资格,这也成为造成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陪审变成“陪庭”,人民陪审员自身价值尚不能实现,与法官享有同等权利更无从谈起。

合议庭责任不明确,存在陪而不审、审而不议、审而不判的现象。陪而不审主要表现为庭审活动主要由承办人主持,其他合议庭成员庭审时不专心,甚至看其他案件的材料。承办人不是审判长时,审判长也只是在交待合议庭成员、当事人权利时主持一下,其他法庭调查、庭审辩论等均由承办人主持。合而不议主要表现为,其他合议庭成员对案件存在的问题不愿花精力思考,一般是附合承办人的意见,提出不同意见时,也很少认真阐明理由,更有甚者合议庭根本不聚在一起评议,而是承办人将自己的处理意见分别与其他合议庭成员打声招呼就算评议了。审而不判表现为,合议庭其他成员对承办人拟写的裁判书不审阅,只签个名字,有时连名安都不签,承办人就将裁判书送庭长、院长审核。“判、审分离”、“审而不判”,法庭审理流于形式。

长期以来,上述相对固定合议庭模式发挥了积极作用,对迅速提高法官专业化水平、推进法律统一适用、提升办案质量和效率、培养年轻法官等都作出了突出贡献。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形势任务的变化,这种模式暴露出来的弊端也越来越多,突出表现为:由于承办人由庭长自主决定,往往案件还没到法院,当事人已经找上法官的门了,为人情案、关系案埋下了较大隐患;承办人的行政化确定方式,进步一步强化了庭长的行政管理权与合议庭的行政化倾向,为庭长违规干预办案提供了更大便利;合议庭成员长期合作容易形成利益小团体,相互之间难以监督和制约,可能导致集体腐败、贪赃枉法,等等。这已经不能适应当前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审判流程全面公开的要求,以及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对公正司法的更高要求。

四、强化合议庭职责的出路

(一)强化主审法官的职责,落实主审法官遴选和考评机制

 马克思说过:“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4]司法审判权作为一种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权力,为避免权力的独立行使异化为司法独裁,需要构建符合司法审判工作规律的考评监督制度。改进法官选任、晋升、待遇制度,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为造就具有优良政治素质、法学理论素质、业务能力素质、职业道德素质的法官队伍提供条件。首先,上级法院的法官可更多地从下级法院或基层法院选拔,除学历等要求外,最主要是体现在审判业务上,通过一定的竞争方式选任,但又不唯竞争,着眼点仍在其个人的审判业绩,比如通过考察主审法官候选人调解能力、驾驭庭审能力、撰写法律文书优劣等纯审判事务,对其业务能力做出综合评判。同时注重其领导能力、道德品质、社会影响,尤其律师、检察官对法官的综合评价,对素质较低,基本上不能独立办案的,要改作法官的助手或进行培训,待以后考核合格后,再担任法官。对新任法官,要按照上述标准严格把关,除通过资格考试外,担任法官前,还应进行为期各一年的岗前培训和在基层法院的见习;法官的缺额补充也可以从律师和法学教授中选任。法官选任应由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专门委员会推荐和审核。其次,改进法官考核晋升制度。减少法官职级阶梯层次,晋升主要依年资,辅之以考核成绩,实行法官考评单轨制并废除不适当的考核指标,减少行政机关对司法活动及司法人员行使职权的干预,以保障法官的独立性;对在职法官的培训要规范化、制度化,保证每个法官每年得到一定时间的培训;同时培训的知识面应广一些,除法律专业知识外,还应包括审判案件的技能、审判案件常遇到的相关知识(如财会知识、审计知识、建设工程等)等内容,法官可以根据需要选报培训的内容,由法官培训中心负责安排。另外,还应建立以法官等级定待遇的制度,明确各职务等级所对应的薪级,建立各地区法官职业津贴计发比例与办案数量、质量挂钩的绩效考核机制,根据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物价增长等因素,建立津补贴正常增长机制。[5];最后,在还裁判权于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法官的道德品行、业务能力的日常考核和案件质量进行考核和监督。成立法官职业道德委员会,受理当事人和其他社会公众对法官违反职业道德,失职渎职行为的控告、举报,并对之进行查处。要充分利用再审或二审改判、发回案件中发现合议庭办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学习,提高业务能力,对群众通过旁听公开审判或其他途径反映法官品行、能力的问题,经过核实、分析后,给予批评、教育,帮助提高素质。此外,还应对合议庭的庭审和裁判文书质量进行考核、评比,对不合格者采取脱岗培训等措施。

从避免法院内部干涉司法审判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将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直接编入合议庭与其他法官和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庭长为合议庭的审判长,设立“法官办公室”,形成审判单元,法官全面管理办公室的审判工作,独立对案件行使审判权,对自己所审理的案件负全部责任,实现责权的有机结合。[6]真正做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为确保审判长和其他法官有效履行审判职责,可以为其配备一定数量的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协助其工作。

合议庭成员长期固定,时间长了以后,容易出问题,形成利益团体。为了消除这种隐患,打破合议庭固定模式,实行每季度随机组成合议庭,防止形成利益团体,使案件得到公平公正的审理。同时,姚奎彦提到,随机组成合议庭还有利于促进法官间的相互交流,提升办案水平。“固定三个人组成合议庭,思维模式、办案思路往往比较固化,如果随机组合,法官间可以相互探讨案件,更容易碰撞出‘火花’。”

(二)完善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制度

人民陪审员制度设立的初衷是希望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到法律监督中来,在各个接触中选任符合条件的人民陪审员与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参与庭审评议宣判等审判流程中,建议立法对人民陪审员的任职资格、产生程序、管理方式作出明确的规定以适应新的审判方式。应注意从具有有关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民主党派人士中选举产生陪审员,使陪审员队伍逐渐成为素质优良的业余法官队伍。扭转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窘境。首先,扩大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适用范围,涉及群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涉及征地拆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的案件,以及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刑事案件,原则上实行人民陪审制审理;其次,大幅增加人民陪审员的人数,强化陪审员遴选的随机性及民主性,每五年从当地年满二十八周岁、无犯罪记录的选民或者常住居民名单中, 随机抽选本院法官员额数5倍以上的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建立人民陪审员候选人信息库,制作并及时更新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名册,对调离本辖区工作或居住的人民陪审员要及时从候选信息库中删除,以免随机抽取的人民陪审员因工作安排等原因不便也不愿意参与庭审,对陪审工作敷衍了事;实现人民陪审员均衡参审,保障人民陪审员陪审权利。另外,采用随机组成模式。除少数专业性强、审判要求高的案件由专门人员组成固定合议庭外,大多数案件的合议庭应当随机组成,将人民陪审员的选任、管理、培训、考核和参审案件等信息全部纳入信息化系统,运用微信互动平台,发送陪审案件开庭日期、案件概况、庭审提纲及相关准备事项,由具体承办人随机抽取参审案件的人民陪审员,自动进行全程信息记录,有效防止陪审“专业户”的产生。合议庭全体成员庭前要交叉阅卷、共同拟定庭审提纲,防止合议流于形式。合议庭成员之间的平等性体现在案件审理及裁判的全过程,不因其内部存在审判长这一职务而受到影响,审判长与其他合议庭成员享有平等表决权,这也是民主原则在司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7]合议时考虑到审判长在合议庭中的地位,要求审判长最后发表处理意见以免干扰合议庭其他成员其意见可能会影响合议庭其他成员。细化合议庭评议规则,要求合议庭每个成员均对案件事实、证据采信以及适用法律等情况充分陈述意见,不得仅作同意与否的简单表态。规范合议庭评议笔录,要求书记员或速录员必须当场对合议庭成员发言进行“原汁原味”的记录,笔录内容真实反映评议情况,不得将案件审理报告或裁判文书中的内容简单分成几部分作为合议庭成员的发言;合议庭评议结束后,由合议庭成员和记录人在评议笔录上即时签名;对于补制的评议笔录,合议庭成员和记录人应当拒绝签名。

(三)完善司法过错责任的追究机制

裁判文书署名是合议庭全体成员,这表明合议庭所有成员都对案件的判决负有责任。在错案责任追究时,合议庭意见一致出现错案的,合议庭成员共同担责;合议庭评议中多数人意见一致发生错案的,由多数人作出意见的合议庭成员承担责任。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委会同合议庭多数人评议意见一致发生错案的,由作出意见的合议庭中的多数人和审判委员会委员共同担责;审判委员中多数人同意出现错案的,由作出错误决定的委员承担责任;审判委员会未采纳合议评议意见造成错案的,由审判委员会承担责任,合议庭成员不承担责任。

每年对各法院的案件进行交叉评查,特别是合议专项评查,成立专门的案件评查小组,通过查阅案件卷宗、调查谈话等方式对合议情况定期评查和非定期抽查,经评查小组讨论认定确实存在“合而不议”情形的,不论案件最后的实体处理结果是否正确一律评定为偏差案件。定期评查每季度一次,各业务庭案件评查比例不低于百分之十,每名审判人员被评查案件不低于两件;非定期抽查根据一段时期内审判工作中的突出情况确定。及时通报评查中发现的问题,并提出改进要求。在评查中发现合议庭有一件存在“合而不议”案件,就要对该合议庭在本季度审结的所有案件进行跟踪评查。对于被评定为“合而不议”的案件,合议庭所有成员都要承担同等责任。

实行合议庭负责制,如何落实考评、奖惩制度,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实行合议庭负责制,就要首先以合议庭的办案数量、质量进行考评、奖惩,评立功、先进也要以合议庭为单位,然后合议庭内部再进行评比。同时错案追究责任也要以合议庭为主要追究对象。明确合议庭每个成员的审理职责,合议庭成员共同阅卷、共同审核证据和认定事实、共同评议、共同审核裁判文书,使合议庭每个成员有职有权有责。对大家都没有发现的错误,合议庭成员要共同负责。对认定事实和定罪量刑有争议的,提出错误意见的成员要多承担责任。对人民陪审员,除因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发表意见错误外,一般不应承担错案责任。

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通过案件评查、上诉后发还重审或改判、缠访申诉案件查找错案线索,由法院监察室负责审查后,提交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于刑事案件混淆了罪与非罪界限,定性错误而导致量刑违犯法定幅度和法定情节畸轻畸重的,民事、行政案件主要事实不清,是非责任颠倒,适用法律错误而导致处理结果明显不当,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别按照人事管理制度,不予晋升职称,依法免去审判职务、辞退,或者按照纪律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公职。错案一经发现就应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查找错案形成的原因,根据错案后果的责任大小,在追究时要具体分析,做到宽严适度,责罚相当,情节严重给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理从严,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处理从宽。实行错案责任追究,还要坚持人人平等的原则,维护错案追究严肃性和权威性。通过实行错案追究处理,使法官们从中吸取教训,真正认识到不敬业进取不行,懒惰依赖更不行,责任心和事业心才能增强,化解矛盾平息纠纷的能力才会进一步提高,发还重审改判率才会下降,申诉上访才能减少。

五、结语

 健全和落实科学的法官办案责任制,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保障。权责一致、审判一体是司法权运行的基本规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就是这一规律的直白描述。完善合议制度,必须牢固树立遵循司法规律的理念,以保障合议庭完整行使审判权为基本价值取向,进行合理的程序设计和制度机制安排,取消或限制合议庭之外的人员或组织对案件审理的干预或分权,最大限度地将案件裁判权完整赋予合议庭。



[1]王德志:《以保障法官独立为核心推进司法改革》,《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

[2]贺小荣:《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的理论基点、逻辑结构和实现路径》,《人民法院报》2014716日。

[3]陈瑞华:“司法改革之路”,载《北大法律周刊》第34期,wwwchinalawinfocom/flaz/flaz3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677页,人民出版社

[5]涂峰、粤政宣:《广东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正式启动》,《南方都市报》20141128日。毛一竹:《广东启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人民法院报》20141129日。

[6]参见康均心:《法院改革研究—以一本基层法院的探素为试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2361页。

[7]参见汤火箭:《合议制度基本功能评析》 , 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6期,第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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